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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文从政:记者莫理循的中国探险

来源: 网络整理  发布时间:2019-11-15 09:25

原创: 陈冰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陈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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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 Morrison)是中国近代来华记者群中一个显赫的名字,他先后担任清末民初《泰晤士报》驻京首席记者和中华民国政府顾问,为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四位总统服务。他的报道为他赢得了瞩目的声誉,保罗•法兰奇(Paul French)认为:“有必要关注20世纪初其他许多驻北京的年轻记者,他们大多在莫理循的绚烂光环下变成了小人物。”可见其声誉之隆。学界对莫理循的评价既有质疑的声音,也不乏褒奖之词,例如:“从1897年2月被任命《泰晤士报》常驻北京记者开始到1918年12月离开中国,将近二十二年间,莫理循的足迹遍及除西藏外的整个中国,历尽千辛万苦。他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人民,其水平超越了同时代来华的所有洋客。丰富多彩的经历使他能以独特的眼光透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弃文从政:记者莫理循的中国探险

莫理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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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在中年时回忆说:“我喜欢游牧人东飘西荡的生活,喜欢单枪匹马走上旅途。”这种独自闯荡的爱好从他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并且贯穿了一生。1879年2月,莫理循刚过完17岁生日之后不久(一说是16岁),便徒步从家乡季隆走到昆斯克利夫,用时近6个小时,将近21英里,然后又徒步折回。这应该是莫理循进行的第一次单独徒步旅行,而这仅仅是小试牛刀而已,其后的一生中,他进行的探险式旅行非常多(包括在中国境内的数次旅行)。下表展示的是他来中国前的探险旅行经历:

弃文从政:记者莫理循的中国探险

莫理循来中国前的探险旅行经历

从这些经历可以看出,莫理循从非常年轻时就养成了“探险——写作”的习惯。新几内亚探险惨败之后,他来到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继续求学。经过两年半学习,1887年8月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先到美国和牙买加游历了一番,然后去了西班牙,在那儿先当了一年医生,后来因为无法忍受上司而辞职,之后再也找不到工作,只能四处游荡,花光了所有钱。1890年底,穷困潦倒的他回到澳大利亚,在巴拉腊特做了一年住院外科医生,最后又因为和上司矛盾重重而不得不辞职。来中国以前,莫理循的经历大致如此。莫理循成年后,在澳大利亚居住的时间可谓屈指可数。他的骨子里似乎总有一种往外跑、探寻外部世界的冲动。在给母亲的信中,他曾写到:“我真诚地希望,有朝一日,我能功成名就,名扬四海……您要求我不要冒无谓的风险,可是我不是那种稍有危险就退避三舍的人”。探险、旅行是莫理循的爱好,成名是他的渴望。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莫理循的这种性格决定了他在考虑未来的时候,除非迫不得已,安稳不会是一个考虑的因素,至少不会被放在首位。当有一个新的、他从未体验过的机会放在他面前时(担任接近权力中心的中国政府顾问),这对于他的吸引力是相当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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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对中国人民抱有一种真挚的感情,这种感情在他决定去留时应该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在西方人的眼里,十九世纪末的中国是落后、愚昧的代名词,中国人则是野蛮的民族。莫理循来中国以前,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并不了解,对中国和中国人抱有的是大多数西方人都有的看法。然而,在中国的第一次长途旅行改变了莫理循原有的成见。1894年2月,莫理循先从上海出发,溯江而上到达重庆,然后穿过中国西部、克钦山脉抵达缅甸边境。在他后来根据此行写成的、也是他唯一的游记开篇,他这样写道:“下面的叙述会告诉读者,这趟旅行是多么容易和愉快。和我的同胞一样,我带着对中国人强烈的反感去了中国。但是,那种感觉早已被一种强烈的同情心和深深的感激所替代。在穿越和欧洲一样大的中国几省时,中国人给我的感觉始终是友善、殷勤、好客。”

弃文从政:记者莫理循的中国探险

莫理循与跟随了他近二十年的老管家孙天禄。

当时的中国内地,山川秀美,但人民生活贫穷。在一些地区,人们饱受传染病的折磨,遇上饥荒和瘟疫,更是饿殍遍野。莫理循非常欣赏中国美丽的景色,在他的游记中总能看到对秀美景色的描述和赞叹。对于溺婴、灾荒时卖女为奴、酷刑、万人坑等现象,他通常采取白描的方式,而非居高临下的评论。对于一些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指控,如不懂感恩、野蛮杀婴、不开化等,他并不同意。例如,他戏谑地写道:“中国可能不开化,渴望教会的拯救,但中国有一套过分讲究的礼仪,当我们高贵的英国人正在森林觅食、用破布掩盖野蛮相时,许多现代文明中最受人推崇的礼节已经在这里出现了。”类似的为中国或者中国人的辩护在游记中很常见。有学者认为,莫理循虽然对中国人抱有同情和感激,但他是“站在英国的立场上和带着他生活在英帝国主义氛围中所产生的强大的优越感来叙述这种情绪的。”这或许是恰如其分的评价,但如果把莫理循放在那个东西方实力悬殊的时代背景里考察,我们会对他有更好的理解。从1750到1900年这一阶段,西方世界性的扩张基本完成,其重要事件是大英帝国最初兴起与中华帝国最终衰落。1792年马戛尔尼访华时,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实体,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第一,人均收入在平均水平上也不落后于欧洲。而到了1850年前后,即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跌到了只占世界的15%左右。西方的中国形象,从“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的美好转变成“专制、停滞、野蛮的中华帝国”形象。可以想象,彼时英国意气风发,中国病态恹恹,对比何等强烈。莫理循虽是澳大利亚人,但作为大英帝国的成员,在态度上带有某种优越感在所难免,没有优越感则可算是超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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